革命火种沿江播   红军精神代代传

——“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全媒体采访活动见闻

◆ 李晓翠 鲁茸追玛

    “金沙江水清又清，红军恩情比水深。三六年打江上过，翻山越岭向北进。江边杨柳根连根，军人百姓心连心。红军走过八十年，革命故事要牢记。”7月22日至23日，伴随这首流传在迪庆州金沙江边的山歌曲子，中宣部“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全媒体采访团一行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深入部分乡镇、村组，了解红二、六军团在迪庆短暂休整过程中发生的感人故事。

金沙江边的碉堡已成历史

    在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吾竹村开文一组的田埂间，一座废弃的碉堡毅然矗立着。“这是当年国民党政府得知红军要北渡金沙江，专门安排金江当地民团在江边修筑的碉堡。当时国民党命令民团要在当地阻击红军进村，每隔几里地就修建一个碉堡，在金江镇共修建了5个。”金江镇文化站站长张立国介绍。历经80多年的风吹雨打，这些由土石垒成的碉堡早已破败不堪，但仍能看出当时修建时预留下的射击孔。

    据张立国介绍，这些碉堡在当时并没有派上用场，当地几十名民团成员在得知红军队伍浩大、多达一万八千多人后，就早早放弃碉堡逃到山里了。而当地群众也在与红军的相处中，完全改变了国民党所宣传的“红头发、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红军形象，与红军相处融洽，亲如一家。

赤心护忠骨

    在金江镇兴隆村（原神龙村）鲍学良家记者听到一个尘封了几十年的故事。

    “我记得，每年清明祭祖，父亲都会跑到祖坟边，给一处无名坟地点香、敬上一碗水饭。”鲍学良说。幼年起，鲍学良每每询问父亲，得到的回答总是：“这里埋着一位鲍家的童子军。”

    直到1977年5月，鲍学良的老父亲在弥留之际才将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原来那座无名墓里根本不是什么鲍家的童子军，而是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鲍学良回忆说：“听父亲说，当年这位16岁左右的红军战士因为身患疟疾，加之水土不服，无法跟上大部队的脚步，便留在当地养病，最终因医治无效去世了。家里人担心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搞清算，便趁着雨夜，用白布包裹着战士的遗体和随身物品，将其偷偷掩埋在自家祖坟旁边的山坡上，也没有立墓碑。”

    2016年4月15日，香格里拉市和金江镇相关部门把这位小红军的尸骨清理后迁往了迪庆州烈士陵园安葬。鲍学良感叹道：“后人都应该铭记这段红色历史，延续长征精神。”

红军的“老哥”——姚杰勋

    在香格里拉市金江镇兴隆村有一个姚家大院，是兴隆三组组长姚卫仁二叔姚杰勋家的老宅，贺龙将军曾在这里短暂居住过。屋内悬挂着贺龙将军和红军二、六军团五位主要领导人的画像，橱窗里还陈列着早已锈迹斑斑的红缨枪枪头、酒葫芦、五角大碗、马灯等20余件红军用过的物品。

    1936年，时年56岁的姚杰勋还是一名奔走在茶马古道南段的“马锅头”，往来于云南与西藏，运送盐、糖、茶叶等物资。当年4月，姚杰勋的马队途经鹤庆时，恰逢红军占领了鹤庆县城。通过交谈，姚杰勋了解到红军是人民的队伍，专门为老百姓打天下，便自觉为红军当起了向导。红军对他十分尊敬，以“老哥”称之。渡江后，姚杰勋邀请贺龙等人在他家的四合院里建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姚杰勋的动员下，村里的百姓家家户户打开门迎接红军，就连村里的空地上也住满了红军。

姚杰勋的孙女姚喜艳说：“当时，贺龙将军离开的时候，还给我爷爷留下了一盏马灯和一个砚台，爷爷多次叮嘱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收藏，不能损坏，更不能弄丢，要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红军的后代——钱绪文

    今年73岁的钱绪文是红军钱永福的长子，据他回忆，1934年的一天，他的父亲钱永福与堂哥到湖南老家的早市上去卖萝卜，得知红军正在征兵，兄弟俩没来得及跟家里商量，就跑去参军了，从此家中再无他俩的消息。而他俩也被分到不同的队伍中，从此失去了联系。两年后，在云南省宣威市，兄弟俩第一次重逢。当时，在侦察连的堂哥带了只烤鸡想与钱永福分享。谁料接到紧急任务后，还没来得及吃，两兄弟便再次分开，之后再无音讯。进入云南后，红军一路向北，在渡过金沙江后，钱永福因水土不服一直腹泻，严重脱水，体力不支，被留在了金江镇群众和崇善家中修养。钱永福康复后就在当地打临工维持生计。后来，钱永福在当地娶妻生子。他经常教育子女，多少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红军入藏第一站遗址——清香树

    清香树遗址位于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团结村石麦谷村民小组。1936年4月28日，红二、六军团在金江镇、上江乡短暂休整后，开始向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开拔。在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海拔4200多米、终年积雪的雅哈雪山途中，遭到中甸反动土司武装的阻击。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驱散了反动土司武装。此后，红军继续前行，到清香树（今小中甸镇团结村石麦谷村民小组）宿营。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藏区的第一站。

    当时，高原早晚温差大，气候寒冷，但红军依然坚持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凡是没有人在家的绝不进入家中借宿，宁愿在野外宿营。他们这一举动深受藏民的爱戴。后来，当地群众在清香树修建了藏式白塔，以示纪念。

一代又一代的接力长征

    “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贺龙、任弼时在迪庆时的故事，每次说到这些事，父亲总是很激动，言语也很深情。父亲的经历和情感，影响了我一辈子。”赵嘉林说。

    1940年，赵嘉林在独克宗古城出生了，在父亲赵阿印耳濡目染的红色记忆影响下，1954年，14岁的赵嘉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身战斗中。参军后，父子俩很少有机会聊起当年的那些往事，但是父亲的经历和对红军的情感早已在赵嘉林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70多年来，红色文化已经融进了他的生命里。

    1936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率领18000余名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翻越雅哈雪山进入中甸县，当地老百姓和归化寺僧人对红军不了解，纷纷选择躲避、逃离。为动员民众回家，贺龙、任弼时组织召开了一次藏团、汉团、商界代表座谈会。当时作为商家代表的赵阿印参加了此次座谈。通过这次座谈会，赵阿印对红军有了真正的认识，积极为红军筹办粮草、护理伤员。

    在赵嘉林的记忆里，穿上军装就意味着奉献。他的父亲曾经为红军出过力、做过事，一直是赵嘉林学习的榜样。从他参军起，一直到儿子参军，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赵嘉林一家始终为国家繁荣安定默默地奉献着。

    时光匆匆，80余载转眼飞逝，激荡历史的长征故事虽已远去，但长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长征的故事也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把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