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北坡，“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1960年5月25日，成立时间不足5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壮举，却因没有拍下照片而遭受质疑。10多年后，一支年轻的登山队再次登顶，将五星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令世界瞩目。
　　今年国庆档，根据这一真实故事改编的献礼影片《攀登者》上映。10天，8.5亿元票房，2000多万名观众回到半个世纪前，重温中国登山运动员登顶珠峰的艰辛与荣耀。
　　作为影片编剧，四川唯一 一位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得主阿来第二次参与影视作品创作。与电影同步，剧本《攀登者》也被集结成书，于10月上架。
　　日前，记者专访阿来。关于那段真实的历史，大时代中作为个体的攀登者，以及登山题材的影视与文学作品的创作，他都有话要说。

四川日报记者 郭静雯 肖珊珊

        在生活中寻找英雄主义情怀
　　记者：《攀登者》跟您以前的作品似乎不太一样？它主要想表达什么？
　　阿来：它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1960年和1975年的两次登顶都是国家行为，跟今天的户外运动完全不同。那时中国人还没有登山的经验，气象、地质条件在登山者面前是一片空白。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像一次探险。古往今来，探险的题材都是彰显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
　　今天，有不少人却不敢相信、不愿相信英雄主义了。在传统“中庸”保守的文化基因里，注入一些英雄主义、浪漫主义，意义很大。我写这个作品，就是在生活中寻找这样的情怀。
　　记者：故事中有一个细节，有人提出“饭都吃不饱，为什么要登山？”
　　阿来：过去国家的边界并没有今天这么明晰。英国曾经组织过对珠峰的大规模探险，而当时我们国家由于在科学方面落后，对珠峰一无所知。这两次登珠峰都不只是关于登山的问题，而是对珠峰全面的科考，比如章子怡饰演的气象学家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科考的目的一是对我们自己的领土深入了解，二是为了声张主权。
　　我们中国人很多年来都在“吃”，关心这个事跟吃饭有没有关系，这种意识导致了我们到后来缺乏关于珠峰的资料。当时中国与尼泊尔正在进行边界谈判，能否登顶珠峰也直接关系着珠峰的归属。精神世界的发达、对外部信息的掌握，有些时候可能大于吃不吃得饱饭的问题。或者说，这是更长期能让我们吃不吃得饱饭的问题。

    攀登是平凡人成为英雄的过程
　　记者：对那个时代的个体，攀登又有怎样的意义？
　　阿来：攀登有多层含义，对个体来说，是跟自然界的抗争和超越自我的过程。我更愿意把登山看作一场对话，要了解它，深入它。在那个极限条件下，往往一点错误就要付出生命代价，每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人都会懦弱，都会退缩。这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攀登者从平凡人成为英雄的过程。他们不断战胜自我，突破自己身体的缺氧、寒冷、风暴的极限，跟山搏斗，跟自己搏斗。
　　上世纪60年代登顶成功的几个人，王富洲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屈银华是一个四川的伐木工人，贡布是当地的解放军战士，聚集起来就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比较强。此前他们对登山一无所知。他们的起点跟所有人都一样，都是普通人，平凡人，但登上峰顶的时候他们就不平凡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英雄。
　　记者：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牺牲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成为英雄。
　　阿来：你说得对。两次登顶，牺牲在山上的不光有登山队员，还有很多科学家。比如一名北大的年轻教授在7000多米处勘探时牺牲了。即便是成功登顶的人，也留下了永久的身体创伤。但他们没有后悔。
　　采访王富洲，那时他在医院，但再也没有走出病房。我一上去握住他的手，手是空的。握刘连满的手，缺得更多，又是空的。屈银华的手是好的，鞋一脱，半个脚没了。病床上的王富洲奄奄一息，但一说起登珠峰，医生都说王老的眼睛这几天最亮。贡布说，“我在住院的时候，有个护士老来看我。她是最漂亮的，我也是最帅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珠峰，如果你想向上的话。重要的不是登顶那一刻，而是攀登的过程。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麻醉品，都是让大家逃离、躲避，忘记眼前，只能获得暂时的解脱。但眼前是无法被忘记的，它必须直面。特别是内心的事，要靠自己去克服，靠建立更健康更丰富的情感。把攀登理解成对未知世界的兴趣
　　记者：现在很多人喜欢登山，甚至登珠峰，享受那种征服的感觉。听说您也很喜欢登山？
　　阿来：我20多岁就开始登山了，在登山的过程中更深入地认识这个世界。海拔最高时到了6000米，这种在绝顶之处的体验让我更理解他们。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刚写完《云中记》，接到影片出品人任仲伦的电话时非常干脆就答应了，1个月完稿。
　　我把攀登理解成对未知世界的兴趣，山在那里，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也想上去看看。汉唐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唐玄奘、张骞都曾去到未知世界。欧洲的强大也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但正是这些频繁地对世界的探索，让整个民族充满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
　　记者：您如何看待电影《攀登者》的热映以及与剧本原作的差别？
　　阿来：电影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不能完全放在一起比较。创作者最大的乐趣在于过程，非常认真地完成，结果就不管它，不论收获的是鲜花还是经济，都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记者：今后还会涉猎这方面的题材或者继续创作影视剧本吗？
　　阿来：我关注很多东西，但只有极少数才能变成我的写作，也不太喜欢把一个作品定义成某种方向的转型。文艺工作者最终是要呈现好的作品。